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对于健康的重视也与日俱增。但现在糟糕的环境和其他不利因素导致癌症患者的比例正逐年升高，这一病症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一旦得了癌症，接踵而至的不仅仅是个人死亡的威胁，伴随的还有全家老少从小康走向赤贫的惨剧，真的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究其原因，与中国的抗癌药物价格虚高有直接的关系。而至于现在大多数选择出国看病的重要原因无非就是寻求好的抗癌海外新药。
海外新药进不来
很多海外医疗的制药集团研发出来的抗癌新药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上市，然后经过漫长的几年时间才能进入中国市场，这与中国药物审批制度有关系。行政管理的冗杂拖沓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其他行业或许带来的只是效率低下，是在医药行业带来的却是无数的癌症患者因为不能使用新药，而在苦苦的等待中落入了死亡的深渊。而出国看病的患者就可以直接使用最新最好的海外医疗药物。
据申万宏源的行业研究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在1.1类新药（即在国内外首次上市销售的化学合成药品）、3.1类新药（即已在国外上市销售但未在国内销售的制剂及其原料药）及6类新药（即已有国家药品标准的原料药或者制剂）的平均审评时间为42个月、42个月和25个月，申报临床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相比之下，2003年至2013年，美国、欧盟、日本新药申报生产获批时间的中位数依次为10个月（304天）、15个月多（459天）和16个月多（487天）。
审批效率低下导致海外医疗新药进入中国的时间会被拖长3-5年甚至更长，而现在要解决这种困难有两种方法，一是靠海外代购，这种方式非常的不可靠，只能依赖于中介有诚信，不会欺骗患者；二就是海外医疗，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海外医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毕竟直接出国看病，直接使用海外新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海外医疗新药定为“天价”
国内的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导致抗癌药物研发公司在定价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结果就是同一药品在中国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售价。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药物“格列卫”为例，诺华格列卫在中国的零售价最高，为23500元，而同样的药品在美国售价约合人民币13600元/盒，澳大利亚的售价每盒约合人民币10616元，而对当地医保居民的价格仅为188.5元。在日本，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也属于价格较为昂贵的抗癌药物，每盒售价约为16440元人民币，在加入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每盒售价为6240元。客观来说，药品研发公司为了研制一种新型特效药需要投资10亿美元以上，如诺华公司，每个新药的研发成本约40亿美元，为了回收成本、赚取利润，定价较高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追求暴利而在中国市场定出云端价格这一行为是非常可耻的！由于中国给进口药的单独定价权以及医疗保险的不完善，导致倾家荡产却依然吃不起药的情况屡见不鲜。
另外，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对于药物的划分都是专利药和仿制药，偏偏中国创造了一个原研药的名称来照顾当年为中国改革开放投资的外商们。仿制药由于不需要申请专利等因素往往价格较低，从而拉低原专利品牌的售价来惠及大众，但是这一点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给予专利过期的药一个新的名称——原研药，然后继续维持高价来“盘剥”那些急需救命的癌症患者们。同时，据行业内反映，中国在仿制药行业与印度等制药大国差距明显，所仿制的药品虽然定价便宜，但是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这也是原研药堂而皇之“搂钱”的原因之一。
出国看病，抗癌海外新药占主因
基于以上原因，很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癌症患者们索性直接考虑出国看病，毕竟国内在很多管理体制及医疗设备等方面都不如国外顶尖的医院。出国看病可以使用海外新药，这些最新的特效药往往在国内买不到，另外，国外的仿制药也比较便宜，市场竞争会使得药物价格自然下调，至于其他的诸如技术先进、经验丰富等因素更是不一而足，因此，现在选择出国看病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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